修辞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巧问题
——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论
杨光祖
内容提要：小说靠细节说话。我们知道小说是虚构的，但虚构的小说为什么会获得艺术的真实？关键就是细节的真实。贾平凹最近的长篇小说《带灯》里却很少真实、生动的细节，因此，我们感觉女主人公带灯与那个小镇总是那么虚幻，不真实。作品没有“揭示出事物本身的内容”，只是闭门造车而已，到处充满着“任意性”。
关键词：《带灯》 细节 修辞 任意性
巴赫金说：“创造并非意味着杜撰。任何创作既受本身规律的约束，也受它所利用的素材的制约。任何创作总为自己的对象以及对象的结构所决定，因此不能允许有任意性，实质上不得杜撰什么，而只是揭示事物本身的内容。”①众所周知，小说靠细节说话。我们知道小说是虚构的，但虚构的小说为什么会获得艺术的真实？关键就是细节的真实。你要用你的细节让读者感觉到真实，而不是用一句话就打发过去。卡夫卡、马尔克斯的小说整体很荒诞、很魔幻，但每一个细节都是经得起推敲，让人感觉到可信。也就是说：“创造并非意味着杜撰。”
但贾平凹最近的长篇小说《带灯》里却没有过得去的细节，因此，我们感觉女主人公带灯与那个小镇总是那么虚幻，不真实。作品没有“揭示出事物本身的内容”，只是闭门造车而已，到处充满着“任意性”。
一
有论者认为，小说《带灯》从一个女乡镇干部的视角透视当下的中国社会，通过带灯的工作展现当前的基层中国现实，通过她与远方人的通信展示基层干部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小说以真实的人与事为创作基础，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读性。这部小说突破了作者以往的创作经验，给文坛带来又一次惊喜。
我认为，《带灯》“通过带灯的工作展现当前的基层中国现实”，这一点倒还说得过去，小说对基层的“展现”确实是不错的，即便这种“展现”主要是以叙述、说明为主，而不是描写。但毕竟“展现”了。比如，小说中部结尾的沙厂里的打架，描写得就不错，有气氛，写出了底层民众的血性，和他们骨子里的残暴。至于“通过她与远方人的通信展示基层干部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我倒觉得言过其实。《带灯》最大的败笔就是“与远方人的通信”。
莫言《蛙》里的主人公需要一个精神支柱，这个支柱是日本友人。他经常向对上帝忏悔一样给那个日本人（原型可能是大江健三郎）写着一封封的信。贾平凹《带灯》主人公带灯却是向一个省府副秘书长写信，而且是手机短信。她得到第一个短信，就“嗷嗷地叫，骑了摩托就狂奔起来。”后来就是一个个的短信，小说里出现的短信，叫“给元天亮的信”的，一共26封，可能要几万字呢，文字有长有短，短的也要几百字，长的要几千字，手机里不知能否发这么长的信？
元天亮在小说里一直没有出面，对他的描写也很稀少，就说他是省政府副秘书长，利用权力给家乡办了几件事，家乡人以他为骄傲，其实是羡慕着他。而带灯与元天亮更是没有什么关系，“元天亮那年回樱镇，带灯才到镇政府，元天亮就被人拥簇着，她没有资格能到跟前去，只是远远地看过。”（贾平凹：《带灯》，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以下所引小说原文均来自《带灯》，不再一 一注明，只标明页码）然后，就写到带灯梦到了元天亮，然后就是老梦见元天亮。后面叙述里，我们还知道元天亮也写散文，出版过散文集，但水平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小说没有描写。贾平凹的小说里，经常出现这样的想当然情节，似乎读者真是上帝。带灯怎么就喜欢上了元天亮，元天亮究竟有什么水平？贾平凹都懒得交代。但如此以来，小说的可信度和感染力肯定下降了。
第一次发出短信后，元天亮回信了，“复信很简单，说他收到了带灯的来信，说他一直心系着家乡，能收到家乡镇政府的一名干部的信，而且文笔如此精美，他非常高兴。还说，感谢着她为家乡建设而辛苦工作，并希望能常来信。”（34页）——看这回信，很客套，完全是礼节性的。说明他们两人的关系完全是公事公办。可最后来一句“并希望能常来信”，让人生疑。一个省政府副秘书长会给一个陌生的乡镇普通女干部回信吗？会“希望能常来信”吗？以一般的官场游戏规则似乎可能性不大。两个都是已婚之人，素不相识，又是异性，差距如此之大，作为省政府副秘书长公务繁忙，而且我们的官场游戏规则也是极其小心，他真的会连续接受她那么多的短信吗？而且哪些短信都是那么暧昧？对这些贾平凹都置之不理，他只是写一句话就打发过去了：“从此，带灯不停地通过手机给元天亮发信。元天亮的回复依然简短，有时也没回复。带灯知道人家太忙，也一再在每次信后注明不必回复，而她只是继续发，把什么都说给他，越来越认作他是知己，是家人。”
小说43页：“当知道你要离开镇街走时，我也像更多人一样忧伤。想来想去我想一直在你要经过的路上走就能碰到你。终于见了远远的你，心中惊喜又无措。那天下雨。我怦怦的心跳比脚步声都大。到你身边我把伞严严地罩了自己，想你能看见我的羞涩。然而你走了甚至连正常的招呼都没有。我恼自己罩得太严了。从此我多了点受伤的感觉，走路总好低着头。”“我觉得我原本应该经营好樱镇等你回来的。我在山坡上已绿成风，我把空气净成了水，然而你再没回来。在镇街寻找你当年的足迹，使我竟然迷失了巷道，吸了一肚子你的气息。”——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就因为对方是省政府副秘书长，就如此“动”情？
107页，“我拨你的电话想让你听，但我想你毕竟是忙人而我又怕你不接了使我饱受打击，所以电话只响了两下赶紧关掉。我不知道我是否能为你做点啥，一手握自信，一手握自卑，两个手拍打着想念你。”——这那里像素不相识的男女通信？给人感觉似乎是人家的二奶，或情妇。
我们细读这些短信，给元天亮的这些短信，长长短短的，其实，不像是一个女子的口吻，倒像是贾平凹的自怨自艾，和后记里的那个不过60大寿而关门自恋自叹的贾平凹语气完全一致。木心说：“《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②这正是《红楼梦》的伟大之处，那些诗词是小说人物所作，所以必须与人物性情一致，你让薛蟠写出柳永那样好的词来，不仅不是成功，而且是最大的失败。《带灯》里带灯的那些信，就与带灯关系不大，与整部小说也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两张皮。
李建军说：“伟大小说家在写小说的时候，从不讳言自己对政治、信仰、苦难、拯救、罪恶、惩罚以及爱和希望等伦理问题的焦虑和关注。如何表现作者自己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观念，如何建构作者与人物的伦理关系，如何对读者产生积极的影响，如何获得积极的道德效果和伦理效果，乃是所有那些成熟的小说家最为关心的问题。”③但贾平凹在《带灯》里却极其随意，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没有同情之理解，简直视之如木偶。我们知道，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他的优秀就决定于他是否具有严肃的道德态度和高尚的伦理精神。
贾平凹小说里的人物，都几乎不会说“自己”的话，也不会“自己”“说话”，都在说着贾平凹的话。老在那里“贾平凹”“贾平凹”着，让人烦。不管什么人，不管他们说什么话，都是贾平凹的话。带灯这个人完全是贾平凹的臆想人物，或者说是自恋人物。准确地说，人似乎是带灯，可嘴巴却是贾平凹的。36万字，连一个女主人公都没有活起来，倒是看多了贾平凹。贾平凹所有的作品，“贾平凹”太多，用佛教语说，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而没有达到“无”。小说本应该是呈现，契诃夫说，写作应做到使读者不需要作者的解释。但我们如今的作家由于功夫的欠缺，和浮躁的心灵，他们经常跳出来在文本里自己发言。贾平凹一般不在长篇小说里解释，却经常写一个长后记解释半天。
《带灯》里的红线，那个重头戏“给元天亮的信”，就极其不真实，矫情而无趣。就是带灯平时的说话，也是贾平凹在说，带灯只是贾平凹手里的木偶而已，说话的都是贾平凹，他的自我言说欲望太强烈了，强烈得让笔下人物都无“话”可说。这从《废都》就开始了。从这个意义上，贾平凹真的不适合写长篇小说。陈忠实一部《白鹿原》，那里面作家虽然也时隐时现，比如，朱夫子那里作家就多了，因此也不太成功，但在白嘉轩、田小娥那里，作家完全不见了，我们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白嘉轩、田小娥。④李建军说：“小说是写过程的艺术，小说家必须细致、真实、合逻辑地叙写人物的情感变化过程及性格发展过程。一部小说作品的真实性，就来自于作者对人物情感变化和情节发展的合理、合逻辑的过程化叙写中。”⑤贾平凹的《带灯》基本是作家的臆想，是他的白日梦，他从来不为小说人物设想。他小说里的人物，就像傀儡戏里的木偶，完全由他去掌握。比如，带灯的所作所为，缺乏心理动因和内在依据，无法自圆其说。贾平凹经常把自己的情感、思想、心理活动强加给带灯。
比如，《带灯》196页，“丈夫回来了就吵架”，写丈夫从省城回来了，“头发留得很长，油乎乎的”，带灯让剪掉去，不剪，说是艺术家，带灯说：“屁艺术家！是小公园了才讲究这儿栽棵树在那儿植一片花的设计哩，秦岭上的草木都是随意长的！”读小说，一开篇，作家就让带灯显得与众不同，喜欢看书，老被镇上干部讽刺为小资，但看了多半部小说，没有感觉到小资，倒是有点分裂。你说小资嘛，她老说脏话，你说不小资吧，她给元天亮的信写得让人酸倒牙。这两个带灯是无法统一的。这个人物，还是死的，活的是贾平凹。比如，上面的话，后半部就是贾平凹的话了，一个再小资的镇上年轻女干部，也不会如此言说。带灯的很多关于政治、社会的言说，其实都是贾平凹的话。在这里，贾平凹始终没有解决好作家、叙述人、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他经常混淆三者的关系。而且这里面对丈夫的描写，也“隔”得厉害，根本没有活现出那个似乎不存在的丈夫。贾平凹刻画人物的“工笔素描”功夫本来就不强，如今退化得太厉害了。
带灯不给省城里的丈夫写信，却经常给省政府不认识的副秘书长元天亮写信，而且那么肉麻，那么醋酸，语无伦次，颠三倒四，既很少她乡镇上的具体工作，也没有怎么具体谈自己的情感，就是一些文艺青年的胡乱游丝而已，让人怀疑：带灯的脑子正常吗？这种幼稚的文艺腔，大大削减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你是懂得鸟的，所以鸟儿给你飞舞云下草上，给你唱歌人前树后，对你相思宿月眠星，对你牵挂微风细雨。你太辛苦了，像个耕者不停地开垦播种，小鸟多想让你坐下来歇歇，在你的脚边和你努努嘴脸，眨眼逗一逗，然后站在你肩上和你说悄悄话。”（183页）
——这是什么话？都不通。似乎是周杰伦的歌词。嫩就是嫩，老就是老，不嫩而强扮嫩，就会让人起鸡皮疙瘩。
而且作为小说主线的“给元天亮的信”，与整部小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游离于小说之外，比之《蛙》的给日本友人的信，也很荒唐。细读这些信，与带灯无关，与信之外的带灯又是两个人，完全没有关系，语言表达、口吻、情感，都很游离，甚至让人莫名其妙。这如果只是一个女人的暗恋，写在自己的日记里，倒可以理解，但经常寄给省政府副秘书长，我都怀疑中国有这样的副秘书长嘛？现实中是有一个乡镇女干部老给贾平凹寄信，这倒可以理解，贾是作家，而且那么伤感而多情。至于给省政府副秘书长寄这样的信，让人感觉有点玄。
“我有些神经，如幻想中山中不安分的幽灵，惊觉着外面的风吹草动，总想着你现在是在干什么呢，调研，视察，开会，或是伏案写作。伏案写作还戴个眼镜吧，时而抬起头摸摸索索取根纸烟想吸吸？我就看看走了近去，抱抱你摸摸你的手便飘然离去。赚你一个会心的笑。……我这样说你高兴吗，你已经是我的神，我要把这种意念当作自己的信仰和真实的假设，不想着是真实的存在，和你没有关系，这样我能轻松一些，也能放开一些，我在生活中也能坏一些野一些。”（85页）
“读了一本杂志，上面说到佛不问三句话：不问自己在哪里，不问什么时间，无关乎生死。我的心突然觉得我是进了你庙里的尼姑。”（194页）——喜欢谈佛，这是贾平凹的特点。而且这段话，也是语无伦次。
“我总爱和你说话说呀说呀把我都掉球了。你不会烦镇干部吧，我也自觉凉气。但现在又是咱们交流的重要部分啊。我午后再收一包材料，包括镇党政办的各种工作文件邮给你。”（202页）——按国家公文处理办法，这样的行为是可以的吗？省政府副秘书长会收或敢收这样的“镇党政办的各种工作文件”吗？
“梦和现实总是天壤之别，像我和你的情感越来越亲近而脚步应该越来越背离。我是万万不能也不会走进你的生活，而冥冥之中也许狐狸在山的深处龙在水的深处，我们都在云的深处就云蒸霞蔚亦苦亦乐地思念。”（202页)——这段话表述混乱。从小说里看不到元天亮对带灯动了情感，都是带灯的短信，而很少元天亮的短信，即便有，也是从别人的话里头模模糊糊地带出一点。从此可以看出不熟悉生活胡编乱造的痕迹，就如刘心武续《红楼梦》，一到吃饭，就一笔带过。
“我一个人在屋里安静，胡乱地翻开你一本书，双脚搭床边吃包山楂片儿，思想从窗子飘出去了，突然见杨树的一枝随风扑搭来惊觉是你来了。这几天心有些乱，乱得像长了草。”(208页)
“昨晚梦中温暖的一夜，梦中和你走来走去，镇政府在熬大锅草药说谁想干什么行当看你挑哪种草药，我让你给我挑选，你给我捞了金银花。我给你吃黄米馍，一夜的酒乐高兴。我很想念你但我一定要稳好自己。如果我此生一定要忍受刻骨的相思，那一定是我前世欠你的。让我的思念澎湃山地的沟沟凹凹，弥补我们欠缺的山地真气。”(209页)——读着这段话，我常常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错了，也怀疑带灯的脑子是否健全正常。一个只远远地见了一面的人，就能如此让带灯痴迷，而且说出如此缠绵之语？我似乎觉得我在读常艳的《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常艳的12万字长文，有着丰富而详实的细节，都是经得起再三推敲的，你只要读上几页，绝对不会怀疑它的真实性。我们知道，细节最重要，不管法律断案，还是文学写作，没有过硬的细节，一切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而带灯的这段话，却没有扎实的背景支持，没有一定的铺垫，一切都是空穴来风。295页：“我的心喜也罢苦也罢累也罢，我知道你在。我心底的一脉清泉命定流向你。还是想再借别人一句话说：你安好，便是晴天！”
“我喂你一颗。我愿是投进你嘴里的一颗葡萄，你能接纳我的甜我的酸，我的好我的坏。”“前天读报纸，看到你又高升为省委常委了，真是可喜可贺，但我觉得你是那么的遥远了，有些不想跟你耍了，我觉得你在我的小村我的身边需要我爱护关心的人”。(315页)——如此露骨的拜权主义，如此肉麻的撒娇，实在匪夷所思，让人无法理解。
二
技术时代让作家胆大包天，剪贴、拼装、流水线，成为了当下作家的基本创作手段。贾平凹看了几次刘高兴，那个打工的早年同学，到西安城郊的民工区跑几趟，就可以写出一部长篇小说《高兴》。这回因为一个乡村女干部的短信，就可以“创作”出一部《带灯》。我记得贾平凹说过：现代科技让文章的腿长，却让文章的命短。这简直可以看做他替自己的写作下得判断。
贾平凹《废都》之后，真的是身心俱疲，库存也到了极限，以后的写作虽偶有出色之处，但基本就是技术产品了。《秦腔》里动不动插一段秦腔乐谱，弄得人莫名其妙。如果改换成多媒体，这时候插入一段秦腔音频，或视频，大概更有意义。我们看电影《白鹿原》里那两段老腔的表演，真是淋漓尽致，酣畅神旺，让人大呼过瘾。我曾撰文认为《白鹿原》里没有“秦腔”，但每个字后都是秦腔；《秦腔》里到处是“秦腔”，却没有秦腔。
贾平凹说：“几十年以来，我喜欢着明清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学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韵致。我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样了。而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却兴趣了中国西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的风格，它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蕴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何况我是陕西南部人，生我养我的地方属秦头楚尾，我的品种里有柔的充分，有秀的基因，而我长期以来爱好着明清的文字，不免有些轻的佻的油的滑的一种玩的迹象出来，这会我真的警觉。我得有意地学学西汉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风山骨靠近。”（贾平凹：《带灯·后记》，381页）这段夫子自道，可谓真实无欺了。
贾平凹一出道一直以婉约清秀而著称，他的文学脉络还是孙犁、沈从文，上至明清小品那一路了。秦腔，我总觉得他是隔膜的，即使他喜欢，也还是无法从骨子里进入秦腔。从中年起他一直喊叫着要学习大汉，从另一种角度看，正是他缺乏的表现。陈忠实从不喊自己要“西汉”，要“大汉”，要“秦腔”，但他骨子里就是大汉，就是西汉，就是秦腔。他的血脉与司马迁、霍去病、卫青等等是相通的。这就是泥沙俱下，酣畅淋漓。秦腔的那种大悲大喜，大喊大叫，那种高亢入云，又婉转千回的东西，是贾平凹没有，而陈忠实具备的。虽然陈忠实从来不说一个字。
《带灯》分为上中下三部，上部山野，中部星座，下部幽灵。上下两部文字都很不多，全书362页，上部只有38页，下部只有15页，重点在中部。还捎带一个后记。这三部的名字，也没有什么深意，小说后记，也干巴巴的，枯燥而无味。最后，顺便提一笔，小说《带灯》后记的末尾引王静安诗，“镜中人”，错为“镜人中”。目录第二部“星座”，正文里则是“星空”。不知原文如此还是责编疏漏？
《带灯》的结构比较特殊，三部之外，文本被分成很多小节，每节都加上了小标题，有的小节比较长，几页篇幅，有的极短，就一行。而且这些小节的安排似乎没有什么深意，比较随意，贾平凹自言受了《旧约》的启发。《旧约》“里面‘创世纪’也是偶然分节，也是穿插了很多生活感悟、智慧的东西”。⑥这里，就看出了技术二字的作用。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是杰出小说的标志，一部小说能有新的形式，都是新的内容所决定的。但贾平凹只是使用了《旧约》的一点格式，可内容还是老内容，或者说，内容并没有催逼他使用这种形式。这就是典型的技术复制写作。
林散之说，书法家早年比才气，中年比功力，晚年比学问。这话用到作家身上，也很贴切。贾平凹的才情，没有人不承认，写作功力嘛，毕竟写了一辈子，很勤奋，不能说没有。但学问真的太匮乏，思想基本谈不上。但喜欢了他几十年，一直追踪阅读，每次出版新书，即便是鸡肋，也还是要买来放着。
贾平凹《废都》《白夜》之后，就几乎没有什么好作品，《高老庄》还差强人意，《病相报告》《土门》《高兴》基本是失败之作，《秦腔》《古炉》有人评价很高，也得了很多奖，惭愧得很，我真地没有看出“伟大”来。《带灯》2012年岁末买的，2013年2月末才强迫自己阅读，读完上部山野，就很失望。语言倒还通达，不像《秦腔》那么艰涩，但文字没有力量，人物对话汤汤水水，读了40页，整整一个上部，仍然没有一个人活起来，没有一句话，让人记住的。
上部里，带灯这个女主人公没有一点活气，像一个塑料花，在那里摇曳着，但一看就不是一个活物。写作过程中，贾平凹也显得疲惫而乏力，只看那一个个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的小标题，就已经很无趣了：“高速路修进秦岭”、“带灯来到樱镇”、“跟着马副镇长”、“建议”、“三个先进”、“新形势”、“镇工作重点转移了”、“汇报各村寨选举情况”、“综治办的主要职责”、“本年度的责任目标”、“樱镇需要化解稳控的矛盾纠纷问题”等等。读这样的小说，给人感觉不是读小说，而是读国家公文，而且是那种党八股式的公文，一点才华都没有。贾平凹甚至在后三个标题里，真的把文件内容抄进去了。“综治办的主要职责”抄了四条，共6行；“本年度的责任目标”也是6点，23行；“樱镇需要化解稳控的矛盾纠纷问题”共38点，全文38行。更可怕的是，作家写到“灾情很严重”，却几乎没有描写，而是一组数字，使用的是说明。268页，几间房塌了，谁损失多少万，泥沙覆盖了多少亩农田，多少棵老树连根拔了，云云，完全是政府灾情报告。接下去的标题果真就是“竹子翻阅过去的水灾材料”“带灯到青山坪了解情况”“上报灾情”。
用公文形式写小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创新呢？
下部幽灵第一个标题就是：“县上来了调查组”，这里没有描写，只是叙述，而且叙述也极其少，一共1页，半页是县上对樱镇特大恶性打架事件的行政处理决定，一共3条，10行，完全是公文搬上小说。县上来了调查组，怎么来的，来做什么，如何做的，宣布决定，如何宣布的，场面，人物，背景，等等，一概都没有了。302页：“竹子记录了县委书记讲话”，下面就果真是讲话：
全面落实……为建设创新开放富裕文明平安和谐生态的县而努力奋斗。……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牢把握省、市制定的四个重点要领（略），三具二基一抓实要求（略），围绕打造秦岭经济区的重要支撑区域合作示范县……
以下就不抄录了，有心的读者自己去看。
我们知道技术时代，尤其这个电脑普及的时代，写作已经成为了技术活，粘贴、组装、剪接，就可以搞定一切。贾平凹虽然声明不用电脑，但他的聪明让他很快地就适应了这种技术时代的技术写作。他在《废都》里就开始粘贴民谣，《白夜》里组装目连戏，《秦腔》里粘贴秦腔乐谱，到《带灯》里开始粘贴、组装公文了。大量公文的进入小说，是贾平凹的一大“创新”，其实，也是十七年小说教给他的。那时候是语录，现在的公文，反正都一样。
贾平凹很聪明，他已经很会“经营”小说了，他说过，作家和弹棉花的没有两样。他可以用很多种方法弹棉花了。他在不同的小说使用不同的技法，但是技法必须是服务于思想、情感的。如果没有新鲜生动的思想情感，也就不可能有新技法。⑦
看看《水浒传》，也没有如此写法。所谓的后现代，也不是如此写法。说到底还是童年教育结的果实，用的却是技术时代的手法。
没有大情，没有大学问，没有大思想，而偏要“著作等身”，于是就只有组装了。贾平凹的小说里就那几味东西，后期最多的就是“梦游”，《白夜》就开始了，《带灯》里也用上了。吹埙，动不动就流泪；一个一个疯子（白痴），都是贾氏的典型标志。没有任何铺垫，随意乱写，也是贾氏特色。还有那些肮脏的东西，尿、屎，他后期的小说里比比皆是，太脏，不说了，李建军专门有文章批评。《带灯》里的虱子，从头到尾，铺天盖地，就是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是象征意义，还是别的意义。只感觉到一种恶心。我们读马尔克斯，读鲁尔福，他们的魔幻里有情感，有思想，有不平，有反抗。而贾平凹的魔幻里多的是肮脏、萎靡、恶俗、无聊。
《带灯》里《红楼梦》的影子太深了，深得很滑稽。《带灯》下部“带灯大哭”里写到带灯梦见元天亮回樱镇了，然后就有了近一页的滥抒情，酸倒牙的文字：“她说，我感言《红楼梦》可我并没认真看过，像路过大花园一样瞟几眼嗅几口而没有走进去受花粉的侵袭和花刺的扎痛。但我记着一句话如果没奇缘今生偏又遇上他，如果有奇缘为何心事终虚化。我曾经悲伤然而今晨我又醒悟虚化是最好的东西，虚化的云雾、花瓣，眼泪都是雨天雨花雨泪。……”（349页）后面的文字有心的读者可以自己去读，我酸得无法抄录下去了。而贾平凹写带灯梦游，街上遇见一个疯子，也是如此奇笔：“疯子是从七拐子巷里过来的，与其说是过来的，不如是飘来的，他像片树叶，无声地贴在巷子的东墙上，再无声地贴到巷子的西墙上，贴来贴去，每次都斜一个三角，就又贴在了巷口的电线杆上，看着带灯。带灯也看见了疯子。他们没有相互看着，没有说话，却嗤嗤地笑，似乎约定好了在这里相见，各自对着对方的准时到来感到满意。……”（344页）读着这样的句子，让人疑心这是《红楼梦》。《红楼梦》里林黛玉得知贾宝玉要结婚，神经一时有些错乱，就有对着贾宝玉，两人傻笑的情节。但那里的描写让人泪下，贾平凹的描写却让人恶心。《废都》很多地方完全照搬《金瓶梅》已让人无法容忍，《带灯》又来照搬《红楼梦》。果真江郎才尽耶？
李建军说：“其实，说穿了，修辞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巧问题。根本上讲，修辞问题乃是一个意义问题，它决定于作者的价值观和世界观。”⑧而且，一个成熟的小说家必须热爱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对他们有一种伦理的情怀。他通过小说人物传达自己对生活、社会、时代的观点，并使自己的小说读者更加优秀起来。就此点来看，《带灯》的过分自恋，疏离了时代，也疏离了读者，作家在过分凸显自我的同时，也扼杀了小说人物。人品决定文品，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实实在在。
别林斯基说：“世界观是文学的根源和基础。”在他看来，对文学来讲“欠缺内心生活，欠缺生活内容，缺乏世界观——这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⑨我们的作家确实应该多咀嚼这些话。